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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回顾历史,人从来就不是宽容的。我们之前感到的“宽容”环境可能是一种阶段性的幻觉。真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获得真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互联网也是一种路径依赖。你在十五年前靠它获得的优势是不可持续的。

 

 

1.为什么人们的意见变得不宽容了?

曾几何时,我发现人们的意见开始变得不宽容了。2020年发生的社会动荡更加剧了这种情况,无论在投资专业讨论区还是其他地方,我受到了一些人的谩骂和无理取闹,相信其他地方只能更严重,我们开始发现人们会为了一些小事撒泼打滚。很多人感到失望甚至绝望…

这个问题我曾经在2015年投资新浪微博的股票时思考过,今天5年过后,再提出来讨论,似乎有些必要。

在这里我不代入任何具体的“事件”,因为任何具体的事件在时间拉长后意义都会消散,哪怕是世界大战也一样。你今天为之愤怒,关注的事,数年后早就消失不见。我更关心的是其中的机制。

根据历史事实,我应该能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人类从来不是宽容的,甚至大部分时候是不能讲道理的。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在没有资源约束条件下发生的暴力和种族灭绝,而且发生在不同文明和不同历史时期中。可以说党同伐异是人之常情,但“党同伐异”毕竟还有“同” 和“异”之分,要“同”至少也要在己方阵营中有一个说得过去的道理。然而统一阵营的分裂和内战也是常态。除了生产力角度的解释之外,我们可以假设人类就是不宽容的,嗜好消灭与自己不同的人,哪怕不久前他们还是与自己同一阵营中的。因此,“流遍了,郊原血”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描述。

那么,假设人类客观上是好战且不宽容的,短暂的稳态(所谓文明的“黄金时代”)则可能是一种偶然。

因此,我们之前的那种和平的讨论氛围也很可能是一种偶然。人能较容易地从社会环境(包括互联网上)获取有价值的知识和意见,很可能也是一种偶然。

 

在此我提出两个假设:

 

2.比例假设

首先我们假设人发表自己的观点时,受到1)知识总量,2)表达能力 限制。其中知识总量限制其表达观点的质量,即我不能发表有关理论物理的有效观点,因为我缺乏相关知识。如果我硬要去扯怎么搞一个光速飞船,这就是“民科”或者说放屁。 其中表达能力则限制其对表达对象的表达能力,即“会不会好好说话”,如果上来就是“傻逼!” 就会被抽一嘴巴子。

假定1和2均正相关于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即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阶层,知识总量和表达能力都较高,因而更有可能表达出有价值的观点。

那么,显然发达地区的人更有发言权。假设以教育水平划线,大学学历以上人口比例计算,发达国家(如美国)大学学历以上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在20-25%之间,即每4个人可遇到一个大学生。而不发达国家(如中国)大学学历人口比例大约在7%,也就是每14个人能遇到一个大学生。这样如果随机与其人口交互,得到的信息质量应该是不同的。

虽然大学生有时候也很蠢,但是显然非大学生平均来看只能更蠢,发表的观点更没有逻辑,缺乏事实根据。

 

 

 

我随便找了找数据,大概在2002年时,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占比为人口的3%左右。而当时中国的大学学历以上人口占比也就是2-3%左右。而假定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正相关,收入水平和新事物(2002年的Internet)接受程度正相关,则我们可以认为2002年时中国Internet用户整体上是“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群体。

即使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中国Internet用户占人口比例仅为22%左右,那么理论上说仍然属于较靠前的一部分人群,你在网上随机遇到的人还有很大程度上是高收入,高学历的精英人群,至少是能讲道理的人群,再不济是不会骂人的人群。

而今天的话,如果按照微信用户数量10亿算,你100个人里面最多遇到8个大学生,还有92个低收入的工厂屌丝正在准备唾骂你。精英用户被稀释了,因此互联网上平均意见水平急剧下降。

这个趋势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适用。今天全球互联网用户大约40亿,别说大学生了,就算是OECD国家人口也就十来亿,你在Fuckbook上随机遇到的地球人大部分都是穷得一逼的垃圾人口。

有人会说我怎么种族歧视,阶级歧视呢?

正如同美国精英白人阶层不会和黑人,以及底层华人打交道一样,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中产阶级,你也不会愿意和西部农村的中国人交朋友。如同OECD国家不愿意让穷国的人(包括中国人)随便入境一样,这是一种事实。政治正确只不过是一种说辞,行为上大家都很老实。

 

那么现实社会(熟人社会)意见水平呢? 这个则是因人而异的,落后地区的人周围的人也落后,自然提供的观点质量也十分低劣。熟人社会本来就是分圈子的。你不会接纳一个水平比自己低很多的人加入到你自己的圈子里来。

 

因此,最近十年来,如果你是一个中产阶级以上的人,不论国家,你会(大概率)感到周围的人没有变化,通过间接接触到的人素质急剧下降,不要奇怪,这是正常现象。从另一方面,这也表现出信息技术已经走入衰退期,信息人口红利快速消退,信息技术及信息交换带来的好处正在被耗尽。

中国是信息技术产业的追赶国(假定美国是主导国)——当追赶国大部分人口都开始使用信息网络时,可见该网络及相关领域的发展空间已经有限。

(不要再投资腾讯了!)

 

 

3.PGC假设

这个假设是我在2015年投资新浪微博时提出的。

假设一个内容平台(如新浪微博)的内容提供机制有两种:UGC(所有用户创造内容)和PGC(专业用户创造内容)。其中PGC的“专业用户”可以是受雇佣的网站编辑、签约媒体作者或是“大V”(从普通用户中涌现的有影响力的头部用户)。

由于创造内容需要一定门槛,“专业用户” 相对创造的内容更具有竞争力,会获得更多流量。

同时创造内容需要一定激励,开始可以是精神激励(点赞等),到后期PGC中的受雇佣人员会获得报酬(稿费),而普通用户中涌现的大V会接广告,实现对内容的变现。

因此信息网络中所创造的租金(稿费和广告费)最终会集中到专业内容创造者手中。这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内容生产能力,如微信公众号运营者会招募更多编辑,购买外部稿件,视频运营者购买器材,组织团队拍摄内容。

在这个过程中,流量会进一步向头部用户PGC集中,最终大多数流量都集中到PGC中,普通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人看,也就不愿意发布内容了。

而由于创作内容需要付出成本,无论是时间还是费用,在没有激励的情况下,普通用户也会逐渐放弃内容生产,转而观看PGC创造的内容。

 

而这期间有一段“红利期”,也就是整个内容平台的用户增长过程。此时流量整体呈现净增长,新增流量被PGC和普通用户分配,因此普通用户也会得到一部分新增流量。这个过程会使得普通用户有一段“红利”,感到SNS类平台有一定价值。但随着SNS平台用户数量接近人口容量上限(事实上只要接近有效用户数量,即愿意发布哪怕一条朋友圈的用户,这个系数是小于1的),流量就会消失。如果再结合不同内容平台间的竞争,则新增流量会快速耗尽。

 

于是最终所有的内容发布平台都会变成电视台。发布内容的门槛高到可怕。普通用户发布的内容没人看,逐渐进入“只读模式”,而头部用户为了迎合“只读用户”的平均水平(注意,这个平均水平会接近人口平均素质),内容必然会变成和电视台一样的“奶头乐”、“无厘头”,而政治内容必然会极化以迎合用户,而普通用户只有在评论区发出愤怒的咆哮。

 

这就是现在看到的内容平台的现状,不分中外。

 

PGC假设我曾经思考过很久,最终认为PGC假设是符合人性的。因为创造内容的成本之高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理性讨论的门槛也非常高,内容网络的容量一旦增长到某个值(通常是人口的50%左右)就会变得没有思想价值,而沦为一个广告平台。最终会变成电视台那样的东西。

 

当然电视台也是有投资价值的,但是要按照电视台的估值来,而不是“网络科技股”的估值来投资了。

(FB估值这么高真的对吗?这玩意是能用PE估值的?)

 

4.那该怎么办?

没有任何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正确的,至少是阶段性符合现实的思想认识更是如此。要获得知识往往要付出很多代价。

2002年的Internet用户电脑也不是国家送的,他们为此付出的资源都是可贵的。当年某些人在天涯社区这种地方能获得的知识,你不能再指望能以这么低的成本获取。

我在另一篇文中提到,如果Elon Musk 在9岁就学计算机时我们还在吃糠,那么今天你和别人拿着同样的手机,刷着同样的公众号爆款文,绝不可能获得任何优势。

互联网也是一种路径依赖。你在十五年前靠它获得的优势是不可持续的。

放下手机,停止和月薪不超过六千块的人辩论是第一步。

看书可能是一个解,毕竟可以和死人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流。另外就是考虑组织自己的小圈子,提高交流观点的质量。付费也许也是一个办法,可能包括咨询,购买数据等的费用。以及要付出最重要的试错和探索成本。

 

 

5.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写文章?

我是写给自己的!通过记录一些观点,有助于今后我回顾投资决策过程,提高决策质量。

另外我在一些财经社区有经营活动… 话说我曾经写过两篇内容完全相反的东西,故意测试我的观众,果然一篇煽动民族主义的文章获得了500万阅读量,而讲道理谈投资价值的文章阅读量仅为不到5万。这就是人性。

最后我通过有意识的钓鱼可以获得一些市场上普遍性的想法,有助于我从反面纠正自己的思考偏差,进行逆向思考。

总之我这个站的写作是为投资活动服务的,稿费都在股市里变现了… 比如说新浪微博22买60出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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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