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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据说,中国的打车软件抢占了广播电台的生意,因为司机忙着使用软件拉活,就不会去听广播了。有人说,想过很多种广播的死法,结果却死在了打车软件上,真是意料不及。很多时候,一个问题有好几种解决办法,甚至因为其他因素,这个问题也许已经不再是问题。仅以此文献给各行业的创业者和投资者。

 

中国农民调查》是2003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大陆农村问题的小书,当然很快因为你懂的原因,和揭露三年饥荒的《墓碑》一样,成为中国众多禁书中的一本。尽管如此,看过这本书的人仍然很多。得益于家庭原因,我十年前中学时候就读过〈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一类的“不河蟹”内容,这本书自然很早就读过。

十年以后,反思这本著作,我认为它和其他一大堆中国内容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对我构成了误导。当然,本书的两位作者我十分敬佩,在政治高压下敢于挑战权威,揭露中国的现实问题,无疑是一个具有勇气的决定。但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我在这里要指出一下这本书及书中内容为代表的思想方法不足之处。

 

一、农业税费问题何解?

《调查》一文的主要矛盾焦点就是当时(2004年以前)中国农业税费的问题。在书中引用了不少血泪斑斑的农业税费血案,令人扼腕。虽然作者也回顾了中国农业税费和城乡二元分化的历史原因,但这些叙述都于事无补,只是一种描述。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去下载阅读,我这里就不转载了。

 

事实上,当时美国农业补贴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早已实现,通过工业化的生产农业物资,让美国用3%以下的农业人口不仅养活本国人,还有大量的农产品出口,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都从美国进口大豆等农产。在中国的所谓农业税费问题,实际上只是因为国家穷、农业产业化低、农民没有出路造成的。这个问题根本不是一个政策问题,而是一个产业问题。即便让当时的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事后取消了),当时的这些农民也没有出路,因为当时没有这么强大的制造业以吸收劳动力。所谓农业税费问题,只不过是其他问题的一个映射而已。

《中国农民调查》虽然把农民描述的声泪俱下,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提出发展机械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市场(如期货市场),最终通过“消灭农民”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套用古代社会的经验,把矛头指向政府。虽然中共政府有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更换政府能解决的。

所以,以现在的视角,农业税费问题不是问题,问题是工业(现在是第三产业)发展太缓慢。解决农业税费的问题只能是取消农业税,并给予农业补贴。而这个问题所需要经费靠大规模的工业化乃至信息化来解决。这显然都不是两个描写中国乡土的作者能把握的。

 

二、线性增长还是指数增长?

 

一百多年前,李鸿章就认知到大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可惜为时已晚。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不仅仅中国,人类也面临“四十亿年未有之变局”。如果把宇宙一百四十亿年的历史看作一年,我们的历史就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秒。而在这最后一秒中,人类从猴子变成拥有智慧的文明,开始认知宇宙和我们自身,又发生在最后千分之一的时间段内。

很多人还习惯于从五千年或者一万年的历史中寻找经典启发,却不知道我们在一百年内才知道了原子,在五十年内(准确的说二战后)才知道了银河外还有星系。如今每年新增的信息量(包括这篇文章)都是2000年前所有信息量总和的一万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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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当年鼓吹的什么三峡工程,也是一样的线性思维的产物。当时李鹏强调三峡工程能够供给全国用电,并且电费不会提高,现在被很多人引用作为当局的笑柄。其实总理当时按照当时的用电量来计算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考虑到用电量的增长(以及能源技术的增长)。现在需要三峡同样输出的电力,只要一座核电站就够了。虽然三峡工程有当局的政绩工程因素,我们也应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人,甚至包括中国领导人,对科学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可谓一无所知。

因此去历史典籍里寻找什么“黄宗羲定律”之类的东西,或者拿古代“官民比”来衡量现代政府治理,显然都犯了严重的失误。现代政府应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公共服务人员怎么能视同为毫无生产力的古代国家官员呢?同样的,对税收、战争、政治乃至国家的认识,也应随着社会架构的更新重建。

 

从某种意义上,作为智慧生物,人类已经进入指数增长的时代,每一种上一个世代的技术将作为平台技术(农业、制造工业、能源工业、信息工业)为发展上层的科技提供服务,并占用更少的资源和成本,也体现更少的利润率。

 

三、德先生?赛先生?

自古以来,对政治的争论显然从来没停过。社会一遇到问题,大家往往第一想到的就是去指责政府。当然,当局的暴政不可忽略,但是是否应考虑其他问题呢? 《调查》中因为农业税费自焚跳楼的农民已经消失,转为因为拆迁自焚跳楼。这充分说明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农产品生产的利益已经被忽略,争夺高级资源(城市建筑用地)变成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中国不再有纯粹的共产暴政,但社会经济直到《农民调查》出版的03年,中国农民还如此悲惨,这不由得让我们深思。而本书作者把问题指向政府,极易误导一般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相信每个人年轻时如果读过那些控诉斑斑血泪的著作,都会内心里发出“反了吧!”的呐喊,希望自己参加红军长征,或者出来陈胜吴广,或者外来美国大兵,帮我们推翻独裁政府,然后日子太平,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而,很多看起来是政治问题的问题,其实只是生产力问题。在中国加入WTO后不到十年,三农问题已经消失,农村只留下老弱病残。现在中国的主要矛盾变成了环境污染、产能错配和地方债务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已经是“甜蜜的烦恼”了。我不是一个“自干五”,只是如实说明问题,如果没有现代社会化生产,就无法解决这么多人就业,更不可能取消农业税费,三农问题就无从谈起。而将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老龄化后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矛盾的对象已经完全变化。

《中国农民调查》在被禁多年后再次解禁,可能也与这个有关。它所代表的矛盾,和它的矛盾主体一起被工业化进程消灭了。这些问题好像是在问一个古代王朝,如何解决长途战争补充粮草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尖锐,因为运输粮食的人也需要粮食)然后发明了汽车,机械化军团横扫欧亚大陆。当大家都考虑如何建立反装甲工事,防御万里边疆的时候,空中打击已经从头顶上炸烂了T-72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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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中在公路上被空中打击摧毁的伊拉克装甲部队

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社会难题,也许诉诸政治是无意义的。因为这个问题很可能是个伪问题。

四、超越农业思维

中国是个农业古国,曾经有着比较长的历史,在历史上曾经占有优势。无可非议的,农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中国在农业时代处于优势,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正如技术指数化的进步,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底层技术,农业时代的所有思想成果,都已经失去了在任何上层建筑应用的价值。

无论是外儒内法还是商君书,都无法解决可控核聚变中的电磁约束流体问题、高性能光电池转换的量子力学问题、人类基因表达和蛋白质折叠对特定疾病的理论,更不可能克服万有引力,乃至克服电磁力和强作用力。孔孟也不知道什么叫形式逻辑,不知道如何在联合国开会避免打仗,不知道怎么炒美股。至于什么治国理政,我更不可能认为古代的思想家在TD-SCDMA和WCDMA中作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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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不客气的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高中生,所掌握的知识和思想方法,都远超所有1800年之前的先贤。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有理有据的说(而不是批林批孔),中国传统经典无论从政治还是文化上已经毫无实践价值。何况如果从逻辑上说,孔老二更比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这些天的石油下跌,正以一种闪电般的速度震撼着市场上的每一个看客。但从俄罗斯炸毁客机之前,石油就已经开始奔向末路。在2007年前,我也相信通过简单的线性计算,参考全球每年新增汽车数量,石油将很快被耗尽,价格将达到可怕的程度,也正是这种简单的线性思维(和三峡足够供应全国用电如出一辙),把油价推到顶峰。 幸运的是,我们的文明从来还算进取,石器时代的结束不是石头用完了,我们也有望在石油用完之前结束石油时代。在页岩油开采,更先进的汽油机,以及电动汽车的发展下,尽管全球每年新增8000万辆汽车,我们对石油的供需变得更宽松了。

所以,石油的下跌不是“货币战争”,而是一种必然趋势。苏俄的罪行只不过加快了这个进程,可惜大部分的能源分析师和宏观分析师看不到这点,他们一边研究页岩油概念股和特斯拉,一边还在根据燃油车产量估算交易WTI,这样赔钱能怪谁呢?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一样不求上进,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

无论在哪个政治制度,哪个国家,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人类都遵循共同的基因祖先,单位面积光合作用效率都是固定的。要想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先决条件是让原子组合成我们想要的物质,了解生物遗传密码的作用机理,进而增加单位面积光合作用的效率,并使用机械和运输增加可用的耕地,使用更高效的动力和开发更多的能源。当然最重要的是传输和储存更多地信息。从这一点说,科学是唯一的世界观。

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应该站在文明发展的高度考虑问题,而不是局限在历史、民族、文化和政治上,因为目前效率提升、商业交换提供的收益已经远大于前者。薄熙来和汪洋之前争论的“分蛋糕还是做蛋糕”中,其实真的只能做蛋糕,因为存量永远赶不上增量,每一个新增量都会远大于之前所有的存量。

当然,这也是投资上的重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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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