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最近有一位年轻的读者朋友和我讨论某些政治、经济和经济史问题，本来我认为我已经不再年轻，不愿意辩经，更不愿意纠缠意识形态，但由于现在愿意认真讨论问题的年轻人已经不多，讨论多流于扣帽子，再加上墙内言论环境已经无法讨论问题，故我在这里作一书面回复。因为这些问题有一些共性，也是我研究经济问题经常问常答的，故我从我能理解的范畴来回答，也形成一篇文章，也作为如有不正确的地方，欢迎指正。

我是从经济和技术史的事实以及站在主观价值论的视角来讨论的。

观点大意（原文较长，我加以压缩）

关于社会“内卷化”的问题，是因为“资源”（自然、社会资源等）不足，而人口增长过快，超过了“社会生产率”的增长，引发内卷。内卷后要么对外扩张（“入关学”），要么内乱崩溃。举例19-20世纪的欧洲。

冷战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提升，使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工成本升高又使低端生产部门外移。本国人口在制造业部门就业率下降，形成就业不足。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就业岗位增速，则发达国家不能提供充分就业，高端产业吸纳就业人数有限，低端产业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内卷”竞争。

如发达国家采取保护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在争夺外移产业，可能打断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造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

由于技术进步呈现“S”型曲线，在技术进步较快的时期，发达国家社会发展较快，社会结构适应了较高增长率，一旦技术进步放缓，发达国家会产生经济危机。而由于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外移的低端产业，一旦发达国家产生经济危机，阻碍了产业继续外移，会使原先较快增长的发展中社会出现较大波动，如果处置不当，可能造成经济和社会危机。

应该说，这样严谨程度的观点，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至少比我同年龄能表达的观点要有理有据的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年轻人有很大进步。至于愤青，那很正常，无非是以前愤“体制”，现在愤“资本”罢了。我年轻时也反政府，但是光有反政府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有理性思考。我后来走了很多弯路，再回想一下，理性思维最重要，仅凭着热情是办不成事的。而达成理性思考，首先要有事实和逻辑。

应该说对这个观点，我总体上认为价值较高，基本反映了当代年轻人面对社会矛盾的深入思考。特别是对内卷的思考，超越了简单批判资本的程度，也不是简单批判政府，而是试图寻找来自世界底层的证据。因此我总体上认可这个观点的基本思考方向。

但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社会不能做重复实验，我们无法对社会事件进行准确归因，只能提出基本假设。提出假设的目的是为了指导行为实践，那么也确保了任何行动都有风险——这符合世界的基本法则：不确定性。假设你的行为无风险，也一定无收益，而我们使用有缺陷的假设来指导有缺陷的实践，才是人生的本来面目。至于成败，则归属天意，人只能做人能做的事罢了。

1，人口与技术增长

首先我要肯定的是，在17-18世纪后，世界人口就开始稳步增长，19-20世纪后出现爆发性增长，这是一个事实，也引发了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理论，用人口论解释农业社会的衰亡。在马尔萨斯模型里，人口如同斐波那契数列的兔子，呈现细菌样的指数增长，压倒了线性增长的农业产值，引发“人口危机”。这个理论是后世控制人口（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理论依据。

而在我了解的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中国、印度等落后的农业帝国才存在此类问题，而且尽管如此，清朝中期中国人口也刚达到1-2亿人，远未达到“压倒了线性增长的农业产值”的程度。而就是这1亿多人，也是由于农业技术和社会的进步而形成的。人类并不会产生不能养活的后代，如宋朝“多不举子”，由于人头税的暴政，生育率被人为降低，出现了主动减少生育的现象。而清朝人口的增长则由于“摊丁入亩”及永不加赋，取消了人头税而改为土地税，降低了生育负担，同时引入高产作物，才达成人口盛世。这显然是技术（农业技术也是技术）及政治进步带来的结果而非原因。

而人口增多后是否引发“内卷”和人口压力呢？

既是又不是。以中国为例，清代中期人口增长较多，客观上对土地构成压力，但多余人口并未“饿死”，而是转营工商业，江南出现了复杂的工商业形态，对当时的社会治理构成了压力。（参考《叫魂：中国妖术大恐慌》）

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只能说中国未能发展更进一步的工业，不能吸纳更多的人口参与就业，在产业不能升级的情况下，中国不能像英国一样吸纳增多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中国也没有新大陆可以输出人口，但尽管如此，这种“内卷”的状态也持续了很长时间而没有崩溃。相对而言，英国由于产业升级，及时将多余人口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力的提升又产生更多人口，产生正向循环：

而在16世纪之前，大部分欧洲人生活在封闭落后的农村地区，约3/4人口都是农村农业人口。根据史料记载，18世纪中叶之前，英格兰人口增长很缓慢，从1651年至1751年的100年里，英格兰人口仅从522万人增长到577万人。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760年至1840年前后），人口开始大幅度增长。1801年英国（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首次人口普查显示，英国人口已经达到1050万人，到1841年人口普查时仅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就达到1590万人。（来源）

按照同比例计算，英伦三岛的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应该说如果按同比例，英国的人口远多于中国了。所以英国国力远强于中国也是有根据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英、法、德、日等国，先后（注意法、德、日等国无输出人口到新大陆，仅靠本国产业升级——）开始实现近代化，国家人口和产业、城市化能承载的人口同步提升。这意味着在人口—产业正循环中，“入关”不是必要的，仅靠本国产业就能容纳新增的大量人口。后世中国工业化补课后，也没有需要海外殖民地就完成了十几亿人口的产业容纳，也证明了这个道理。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无法承接工业革命？——而这个问题，不是人口、内卷这个课题要讨论的。后世中国成功进行了工业革命，说明华人搞工业没有问题，练钢铁、造房子、汽车都是世界第一，那为什么在法、德、意、日等国先后承接英国溢出技术时大清没有承接，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后来大清果然发生“内乱崩溃”，而内乱崩溃又是由于人祸为主，三大战争打完，人口死了一个亿，这看起来像是“农业社会又周期性崩溃了！“ 可是问题是，人家都开始转型了，怎么你还农业社会呢？ 甚至等到60年代还在人吃人，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却把责任都推到”人口“上，再对自己人进行种族灭绝式的生育控制，现在告诉我“人口不足了”，要“生三胎”，还不给钱，啧啧啧，清、国、共三朝，竟然没有一点反思吗？

所以我认为，人口在农业社会确实会造成压力，但绝不可能形成“兔子数列”式的爆发性增长，人不是细菌。假设农业社会生产力存在问题，则人口在遇到压力后会短暂回撤并自限（典型如宋朝）。只有在技术大幅度进步后，主要是近代化、工业化后，人口才会爆发性增长，形成人口——生产力的互相促进、正向循环。

甚至对于中国而言，在20世纪下半叶哪怕实现了很低水平的工业化，人口也迅速从4亿多暴增到10亿以上，并且确保了这些人没有饿死。

而费孝通等人描述的清代南方社会的“内卷”，正是产业没有升级造成的。产业没有升级，是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这里也不存在“列强不让升级”，不然日本近代化作何解呢？ 晚清、民国时期的工业化起步，也说明中国不存在“不能从农业社会产业升级”的情况。

2，产业升级与全球化

关于“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后”，社会总就业不足、产业外迁，与发展中国家产生竞争的问题，似乎是“特朗普”的想法，而不是现代经济学应该有的观点。

从实证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谓“发达国家”是一个一个从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升级转化为来的。假定英国作为第一个“发达国家”，正是因为英国的产业、技术外移，才使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逐步实现近代化和工业化，再使远东国家（俄罗斯、日本等）逐渐实现近代化和工业化。

也就是说，“OECD国家”群，“中国”，“亚洲四小龙”等，本身就是技术和产业外移的产物，如果没有产业外移，则农业国永远是农业国，它哪来的发展机会呢？这个情况现在正在印度、越南等国重复发生，将来也大概率在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也就是说，其实技术也是“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当然这里有竞争和斗争，甚至战争，但是总体上技术是向全球扩散的。

这个问题先分成两个，关于产业升级和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产业升级而言，确实存在就业容量下降的情形。特别是高科技、自动化的应用，减少了本国高技术产业的就业，以及科技行业本身依赖于较少员工的特性，造成发达国家制造业岗位减少。

但现实中，发达国家以高度发展的服务业填补了这部分就业空间，在一个发达的社会，本来就是较少的人工作，工作较少时间，其他时间都用来“人的全面发展”（你理解成吃喝享乐也行）。在这个过程中，服务于人的物质、精神享受的行业，也可以吸纳就业并创造收入。

事实中近代英国对于茶叶、糖的需求就带动了殖民地相关产业，这不也是服务于英国普通平民的“休闲享受”需求吗？ 而最早工业的进步是从纺织业进步，衣服的进步导致衣服成本下降，衣服消费增加，按照“红小将”的理解，好像中国人只该穿“黑蓝灰”加绿军装，那要搞啥纺织工业？ 按照这个道理，服务于精神享受的行业本来就不该存在，那农业社会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服务业填补了发达国家就业不足的问题，解决了高端产业就业不足的问题。同时目前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体力劳动者收入较高，完全不输给一般“白领”，不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马主义时代的残酷剥削等是当时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的特殊产物，拿来套在现在的发达经济体已经不再适用。

关于全球化对产业的冲击和竞争问题，客观上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也是“贸易战”的主要矛盾所在。确实存在依赖外贸的经济体发展不均衡，内政不合理，在外需受到冲击后出现严重社会危机的情况，典型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中南亚国家的表现。但这种情况不是普遍的，而是个别的，不是每个南亚国家都受到严重冲击，只有少数（泰国、马来、印尼）产生社会危机。简单指责外国投资者无济于事。

在今天我看来，实行外需优先政策的后发国家（以亚洲四小龙、南亚国家为例）在遇到外需冲击后的表现，受制于本国内政的天花板。军事独裁政权、腐败严重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最严重，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相反，内政处理得当，国民凝聚力强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台湾，都安然度过了这一危机，虽然付出了较大代价。

即使遇到外需冲击，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贸易战，还是COVID，如果一个国家内政得当，处置有方，在付出一定代价后应该可以克服。倒台的政府多是独裁腐败不堪的，而如果独裁者试图转嫁矛盾到外国投资者，则国家信用将会长久失去，陷入长期贫困动荡中。

在实施外需优先战略中，存在对内政的较大路径依赖。采取外需优先战略会使得一国内政不专注于解决本国民生和国内法制，一味的依赖外汇收入，并产生严重金融泡沫，但这并不是不能解决的（《东亚奇迹的反思》），西德、日本、台湾等国都先后成功利用外需策略实现了现代化，并且仍然保有很强的外贸竞争力。

如果中国把贸易冲突转嫁为意识形态斗争，则走入了一条死路。如果把外贸所得用于改善内部市场，进而实现“内循环”和“共同富裕”，则国家前途可期。但是在人民没有选票，毫无政治权利的现状下，内循环只不过是泡影，如同大清的四万万农奴，凭什么给你工业化呢？

3，技术进步速度的问题

这个问题留在第二篇再回答。